刘知几认为列传是用来解释本纪的，“纪、传之不同，犹诗、赋之有别，而后来继作，多所未详”，就两晋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来说，刘知几评价了陈寿《三国志》的纪传问题，他在《列传》篇中称：“陈寿《国志》载孙、刘二帝，其实纪也，而呼之曰传。考数家之所作，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，则中庸故可知矣。”刘知几对史书体例的区分相当严格，认为传是《三国志》中记载孙、刘二帝称之为传，但实际上则是本纪，出现这样的失误，大概是陈寿未能通晓史例的缘故。
这里对陈寿的评价未免太过严苛了，但也反映出刘知几治学的严谨态度。事实上，在编撰体例方面，陈寿以魏主为帝纪，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、吴二主传名而纪实，既与全书协调，又显示鼎立三分的政治格局，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。
其次，关于纪传体体裁的运用。刘知几对西晋时期史家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和华峤的《汉后书》，评价说：“魏黄初中，唯著《先贤表》，故《汉记》残缺，至晋无成。泰始中，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元光武，终于孝献，录世十二，编年二百，通综上下，旁引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，帝纪十二、皇后纪二、典十、列传七十、谱三，总九十七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，作者相继，为编年者四族，创纪传者五家，推其所长，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，三惟一存。”
他认为司马彪和华峤所做的工作十分必要，尤以华峤所做质量最佳，认为“迨华峤《后汉》，多同班氏。如《刘平》、《江革》等传，其《序》先言孝道，次述毛义养亲。此则《前汉·王贡传》体，其篇以四皓为始也。峤言辞简质，叙致温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坚之亚欤”对华峤《汉后书》人物类传之序给予相当高的评价，而且言辞简洁质朴，叙述表达温和雅致，堪比东汉的班固。对于其作品的部分遗失，刘知几表现出十分遗憾的情绪。再次，关于纪传体体例的创新。
刘知几对东晋史家袁山松《后汉书》中书志的编撰技巧进行称赞，他认为“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祲，薄食晦明，裨灶、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······其间唯有袁山松、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”在刘知几看来，纪传体断代史书中的天文志，只应当记载当时的天象，而且必须是与人事有关的内容。
所谓与人事有关，就是那些被星象占卜家所言中了的对应人间所发生的事的天象。袁山松能够有选择地撰写《天文志》而且大多比较合理适宜，对于纪传体史书来说是一大进步，其作法比司马迁、班固都高出一筹。
由此可见，刘知几总体上对于两晋时期纪传体史书还是持肯定态度的，两晋的诸多史家继承了司马迁、班固以来纪传体史书的编撰方式，很多史家的著作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，同时还对其中的部分编撰方法有所损益，这在刘知几看来是十分难得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