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由于山西十年九早，粮食产量低，为了养家糊口都精订细算，算计吃算计喝。一分钱都要瓣开花，形成了部分人抠门的习惯。
山西人抠门的原因。
同意大家的观点，山西人会精打细算才能做好生意，创出晋商称号.对于和山西人相处，多点包容什么都能化结.每个人都有另别人看不惯的地方，你改变不了别人，就改变自己看人的角度，多磨练自己的性格，对自己也有好处.
其实山西人的“抠门”还真不是“抠”，只是一种勤俭精神。
勤劳、俭朴是人们生存与发展之根本。三晋文化认为:勤劳，即自强不息的奋斗俭朴，即最大限度发挥财富的效用。勤劳犹如水之源，无源即无水俭朴犹如水之流，无流则无以成江河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因而三晋人自古以来就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刻苦耐劳，坚忍不拔，创造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十分注意开源不忘节流，珍惜财物，决不奢靡，因而以勤俭著称于世。
唐代杜佑即谓:“山西土瘠，其人勤俭。”柳宗元亦称山西“其人俭啬，有温良恭克让之德”。在山西方志中此类记载很多。如万历《山西通志》载:“临汾，其民甘粗粝，力稼穑，俭朴不奢”“洪洞，民尚俭而务耕织，士勤学而耻骄奢”“黎城，其人田亩能勤，财用知俭”“浑源，四民各有所业而不变迁，以勤俭相能”。康熙《山西通志》谓:“祁县，俗尚勤俭，男耕女织，殆无遗力”“岳阳，人民性质而朴素，财用节俭而不侈”“交城，俗尚俭啬，人性朴实”等等记载。
三晋人之所以特别勤俭，并非仅系土瘠民穷使然，更在于他们视勤俭为一种高尚美德，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的必备素质。
《左传》指出: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同时，还告诫人们:“俭，德之共也侈，恶之大也。”荀子的“以道制欲”思想，使三晋人士多能正确处理理念与欲望的关系，为勤俭之风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。他说:“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，则惑而不乐。”
脉承儒学精髓的隋代思想家王通认为，一个高尚的人必须从勤俭做起，他曾云:“不勤不俭，无以为人上也。”宋代史学家司马光高度评价俭在品德修养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他说:“有德者皆由俭来也。”文彦博认为要富民就必须大力提倡节俭，他说:“为国之要，在乎富民富民之要，在乎节俭。”明代理学家薛瑄指出:“节俭朴素，人之美德奢侈华丽，人之大恶”。清代重臣陈廷敬认为廉政的基础在于俭。为惩治贪污腐败，他在《劝廉祛弊》疏中说:“贪廉者治理之大关，奢俭者贪廉之根柢。欲教以廉，当先使之俭。”《请严督抚之责成疏》又说:“上官廉，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，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。”这话击中要害，遭到了贪官的嫉恨。
勤俭精神在三晋一些清官廉吏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。
明代工部尚书陶琰，绛州人，一生兢兢业业，从不懈，长期每餐仅一素菜，部下戏称他为“青菜陶”。离任返里时随身行李仅三竹笥，人又称他“陶三杠”。
清代于成龙，累官直隶巡抚、两江总督，以勤政刻苦闻名。他不仅严格要求各级官吏“为民上者，务须躬先俭朴，而且亲作表率。在直隶，“屑糠杂米为粥”，举家共食。在江南，他“日食粗粝一盂，粥糜一匙，侑以青菜，终年不知肉味”，江南人称他为“于青菜”。他宦海二十余年未携眷属。康熙皇帝褒其为“今时清官第一”。
梁启超十分钦佩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勤俭精神、《戊戌政变记》称赞杨“居京官二十年，恶衣菲良，敝车赢马，坚苦刻励，高节绝伦，盖古君子之风”。
外地人常说山西人“善治生”、“擅理财”、“有经济头脑”。其秘诀也就是山西人能开源节流、精打细算，绝不寅吃卯粮，一向视勤俭为传家之宝，如果这要算“抠门”，那我们还要继续“抠门”下去！
